基督教成都秋雨之福团契

首先不得不说明一下，此李非彼李。彼李是台湾前政要，此李是复旦老校长——一个选择远离庙堂、一生勉力办教育的知识分子。尽管同名同姓，但彼李大名鼎鼎，此李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

我多年前就听说过这位教育家的名字，但那是因为他是我的母校的老校长。我知道复旦校园里的“相辉堂”（曾经叫“登辉堂”），是纪念李登辉和马相伯两位老校 长的。但一直到最近，我在《复旦轶事》上读到李老校长是一位“虔诚的基督徒”，才开始真的关注李老的生平事迹，也在网上搜出些资料看了。

以前党八股的称谓，称李老是“资产阶级教育家”，但其实李老一生清贫，两袖清风，哪里来的“资产”呢？又有人替李老抱不平，称之为“被遗忘的教育家”。但 “让我爱而不受感戴（记念）”，正是李老的精神风骨（上世纪40年代复旦曾有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，李老一口否决。他说：“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，why should I leave any？”——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，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？”）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希望李老不被我们遗忘，而且我愿意称李老为“基督徒 教育家”，我认为这才名副其实。我感觉李老的一生，基督信仰的影响很明显。

复旦大学官方网站上是这样介绍李老校长的：

李登辉（1873-1947），字腾飞，福建同安人，印尼华侨。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士，上海圣约翰大学 名誉博士。1906年起执教复旦公学，后任教务长。1913年出任复旦公学校长，1917年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。1918年赴南洋募得15万银元，归后在 江湾购地70余亩作复旦永久校基。1920年，复旦新校在此奠基兴建，至抗战前夕，复旦已跃为中国东南颇具规模和影响的高等学府。李登辉先生以“学术独 立，思想自由”为办学理念，强调复旦人要有“团结、服务、牺牲”之精神，以上逐渐演化成为校友们时时称道的“复旦传统”和“复旦精神”。抗战中，李登辉先 生滞沪，应学生之请开设上海复旦大学补习部。他高扬民族风骨，对敌伪政权坚持“三不”原则。1947年11月，因病逝于上海。李登辉先生一生从事教育，一 生贡献复旦，被誉为“复旦的保姆”。

李登辉1899年从耶鲁毕业。他是历史上耶鲁培养出的杰出的中国人留学生之一。这些人当中包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容闳。容闳于1847年由美国传教士 布朗（Samuel S. Brown）带到耶鲁完成学业。他“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，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，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”。在 此后半个世纪，有数百名中国少年通过这个“幼童留美计划”被派送到美国留学，其中到耶鲁的有二十多人，除了容闳和李登辉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、工程师詹天 佑、人口学家马寅初、医学家颜福庆、女建筑家林璎等等，都是耶鲁培养出来的。这些人中有一些后来信主成为基督徒（他们当年聚会的教堂直到现在还在耶鲁校 园，如今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教会在使用），晏阳初就是其中之一。（晏先生明言自己的精神资源来自三个C：基督、孔子、苦力。）不过李登辉从小出身于基 督徒家庭，可能在就读耶鲁之前就已经是基督徒。李登辉于1905年回国，在上海通过基督教会的帮助，联合其他留美学人，发起成立了“海归”组织，提倡“吸 收国际先进文化，改革自新，以高尚有益的娱乐锻炼身心，以图改造社会，贡献祖国”。后应聘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、校长。 

耶鲁的教育显然对李登辉的教育理念和人生有很深刻的影响。李先生的思想和举止都非常西化。（他精通英、法、德、荷兰和马来等语言，但国语不太好，据说刚回 国的时候连用中文跟人交谈都有困难。）他的建校理想是把复旦办成培养有才学、有责任感的人才的“中国耶鲁”。他的办学方针，深得欧美之风。他对于学术思想 极其自由开放，一直坚持“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”的办学理念。后来这成为复旦的传统，实在是复旦之幸。如今人们说起复旦的时候，经常会说复旦可能是中国最 “西化”的学校，而且有人发现似乎复旦出来的人信主的比例比较高（尽管基督教并不是“洋教”）。我想，前者恐怕跟李老校长有关（作为复旦毕业生我自己以此 为荣），后者，如果李老校长在天国有知，也会欣慰含笑吧。

“服务、牺牲”的精神，李老不仅言传，而且以毕生的实践躬亲身教。远离仕途是李老自觉的选择（台湾那个“彼李”据说年轻的时候也曾有志要到农村当传道人服 务贫苦人群，但后来还是“从政”了）。尽管李老很早就熟识孙中山（李老早年参加过同盟会），后来也是蒋介石“敬老亲贤”的座上宾，而且跟宋耀如（宋氏三姐 妹的父亲，牧师）、余日章（牧师、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的证婚人）等人是老朋友，但在他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中，无论任何政治势力当道，他都与之“若即若离”。 李老是一位爱教会、热心福音的基督徒。直至生命的最后，他都积极参与上海基督教会的活动，在教会也受到众人的尊敬。他认识不少外国传教士，尤其是美国传教 士，并与一些传教士是好朋友。但是在教会学校闹学潮的时候，他却不顾一些宗教人士的反对，对教会学校开除的学生给予了庇护。在五四与五卅期间，复旦收留了 不少这样的“野学生”，而李老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基督徒校长不该做的。李老一辈子专心办教育，生活俭朴，不置产业，虽清贫却有平安喜乐。到了晚年，李老的孩 子（三男一女）先后离世。1931年师母（汤佩琳，也毕业于教会学校）也病故去世，李老成为孑然一身的孤鳏老人。但他仍然持守对上帝的信仰，靠着上帝的恩 典继续奉献自己，专心服务复旦，“把学府当家庭，以学生为儿女”，荣神益人，直到归回天家（李老1947年去世）。

李老一辈子践行服务、牺牲、博爱的精神，“丢开自己私人的成功，而致力于大众的成功”。虽然也许没有人为他树碑立传，但是我相信这位基督徒教育家不会被人 遗忘，他的爱心更会被上帝记念。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基督徒已经越来越多，其中也有有志于办教育的人（包括“海归”）。深愿当年激励李老校长的基督精神在 今天加倍地感动我们。